近日，在春意盎然的苏州，一场知识产权领域的活动——2025京成知识产权圆桌会议顺利举行。此次活动以“企业知识产权出海3.0——构建双循环价值新生态”为主题，吸引了众多行业专家、企业代表齐聚一堂，共同为中国企业出海出谋划策，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，探寻知识产权领域的新机遇与新路径。
SEP实践经验与挑战
视频编解码技术的发展推动了视频产业的进步，但在企业出海过程中也带来了复杂的专利许可问题。在该领域，专利池众多，不同专利池的许可价格差异较大，且存在专利重叠导致的重复收费问题。
紫藤集团知识产权高级顾问蒋忠凡举例说，在H.265标准下，多个专利池的出现使得被许可方面临选择困境，不同专利池的定价策略缺乏统一标准，引发了诸多诉讼。此外，代际之间的许可费涨价缺乏合理依据，双边许可费率争议也日益突出。这些问题影响了市场的健康发展，亟待解决。在小米与松下的专利纠纷案件中，英国法院通过临时许可的方式，平衡了权利人和实施者的利益，为解决标准必要专利（SEP）纠纷提供了新的思路。
对于NPE（非专利实施实体）在SEP领域的存在，专家们认为应客观看待，以其行为对行业的影响，而非单纯依据主体性质来评判。NPE在活跃专利市场的同时，也需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加以规范和引导。
针对SEP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，有观点提出能否通过修法将SEP规则从财产规则改为责任规则，以降低交易成本。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崔国斌认为，当前的FRAND（公平、合理、无歧视）原则许可框架已在一定程度上接近责任规则，如完全转变可能导致利益失衡。他建议，通过立法完善SEP相关规则，建立集体决策机制，加强必要性审查和信息交换，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保障各方利益。
多维度探索应对之道
面对重重挑战，与会专家纷纷提出应对策略：从企业自身角度看，加强知识产权布局是关键一环。科沃斯集团知识产权部负责人万洋介绍，企业专利布局需根据技术的市场价值和目标市场特点，选择合适的布局方式，如可利用欧洲专利局覆盖欧洲多国，也可以优先在美国申请软件和商业方法类专利等。同时，还要进行防御性和进攻性布局，优化成本并防控风险。
自由实施（FTO）分析对于企业出海也至关重要。其指的是企业在研发、生产或销售新产品/技术时，确保不会侵犯他人已有的专利权或其他知识产权。例如，企业应在项目立项、研发定型等阶段及时启动FTO分析，并根据不同国家的司法制度和惩罚性赔偿制度，合理规划FTO项目。
“投资海外时，知识产权尽职调查不可或缺。”苏州兰登紫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龚甚其建议，在尽职调查中，要明确调查对象和范围，重视数据的甄别，关注专利数据的全面性，同时不可忽视翻译的作用。
从政策层面看，《国务院关于涉外知识产权纠纷处理的规定》为涉外纠纷应对处理提供了明确规范。专家表示，当前中国企业海外专利申请活跃，知识产权价值贡献不断提升，应积极搭建国际交流平台，推动企业抱团出海应对风险。
以江苏为例，作为我国经济、开放、外贸和知识产权大省，一直高度重视海外知识产权保护工作，在制度建设、服务网络构建和能力建设等方面积极探索，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文件，推动设立多个海外知识产权纠纷指导中心，建立专家智库。
企业出海实现跨越发展
在全球化竞争浪潮中，知识产权已成为企业出海的核心竞争力。
“‘杂交水稻之父’袁隆平先生长期关注支持知识产权保护事业。他于1980年6月3日作为发明人，以中国国家种子公司作为权利人向国外相关国家提交专利申请，并在多国进行专利布局，这标志着中国在海外知识产权布局迈出重要一步。”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肖尤丹介绍。此后，中国企业知识产权海外布局逐渐增多，从1985至1999年，海外布局从1件到10万件用了10年，从10万件到20万件仅用了5年，增长速度不断加快。这是我国企业走出去的1.0阶段。
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（WTO）后，中国企业出海进入2.0阶段，开始新一轮海外布局。这一时期，华为、中兴通信等企业积极进行海外专利布局，电信通讯、电子元器件等领域成为布局重点。同时，海外诉讼维权也取得突破性进展，尽管面临法律制度、国际规则适应等诸多挑战，但中国企业在不断摸索中成长。
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陶乾补充说，2010年以来，海外知识产权纠纷数量呈不断上涨趋势，我国的电子通信、钢铁、光伏等优势行业在境外均有案件产生。而且，纠纷常常盘根错节，联合诉讼和国际间不同国家的诉讼屡见不鲜。同时，中国企业应对海外知识产权纠纷能力不断增强。
2019年以来，海外知识产权环境出现了显著变化，我国在国际知识产权体系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。我国企业出海迈入3.0时代，更加注重与全球伙伴的协同合作，从单点突破走向生态共建，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运营，在全球知识产权领域的话语权日益提升。
现如今，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，我国知识产权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？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马一德认为，知识产权制度应进行协同发展，构建“三维一体”框架。在供给侧，要注重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质量，培育高价值专利；在需求侧，以企业为主体建立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机制，优化国有知识产权归属和利益分配；在环境侧，重新审视“最严保护”政策，构建良好的国内外制度环境，在保护中促进公平竞争，为新质生产力提供精准制度供给。
文章来源：中国知识产权报